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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長江中上遊的航運

作者:劉永加 發布日期:2019-06-12 10:44

 長江中上遊地處巴蜀和湖北,在宋代,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尤其是巴蜀地區人口衆多、物産豐富,該地區物資的輸出對于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由于宋代造船技術的不斷提高,進一步改善了水上交通運輸手段,從而使長江航運在隋唐得到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爲巴蜀物資和人員流通的主要通道,長江中上遊的航運在宋代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川江的治灘工程
  盡管宋代長江中上遊的航運有了大的發展,但是由于長江川峽航道地形複雜,險灘暗礁衆多,對航運安全仍然有很大的威脅。《渝州圖經》記載:“沿流十八裏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在涪州一帶江中,也因巨石激浪,常潰淖百尺。三峽航道中可致舟覆的險灘,更是稠如竹節,“險惡之名聞天下”。宋代寇准赴巴東就任時,曾在歸州的吒灘覆舟得救。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年),歸州境內的贊唐山崩,石塞江流,近30年不能全通舟楫。因此,宋人對于乘舟過三峽的恐懼心理,比前人更甚。由于三峽地區多險灘,很不利于巴蜀地區與全國的經濟交流。地方政府出于航運安全的考慮,在排除險灘,拓展河道方面也做過一些嘗試,可是限于當時的技術與財力最終作罷。所以需要政府來統一協調施工,但是宋朝300多年間,對于川江航道整治記錄僅有兩次,可見當時條件下,對于川江的治理難度之大。
  第一次是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夔州路的巴縣,境內長江上有大小糯米堆,經行的航船易與巨石相碰觸,被稱爲新灘。這個新灘,在北魏時,郦道元《水經注》中有載:“江水曆峽東,迳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余裏,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顯然,北魏時,此地叫“新崩灘”。唐朝詩人李商隱在做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僚時,曾寫過不少關于三峽的詩;其中,《二月二日》裏面有了“新灘”一詞:“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到了北宋,詩人蘇東坡寫過一首題名《新灘》的詩,更是生動描寫了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
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
大魚不能上,暴腮灘下橫。
小魚散複合,瀺灂如遭烹。
鸬鹚不敢下,飛過兩翅輕。
白鹭誇瘦捷,插腳還欹傾。
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
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這個新灘不是詩人筆下那麽浪漫和美好,時不時會給人以顔色看,成爲阻礙航運的致命梗阻。南宋詩人陸遊《入蜀記》曾記載:“十三日上新灘……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于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于朝,疏鑿之,工八十日而灘害去……至是複通。”陸遊說的歸州知州趙誠,他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新灘加以整治。《歸州志》記載了當時情況:“附薪石根,縱火裂石,不半載而功成。江開舟濟,名曰趙江,有摩崖碑銘。”總計“用工八十日”,雖未從根本上清除障礙,但船可以小心地得以通過。經這次疏鑿,使峽江全通,直到明清,人們還在贊頌趙誠的功績。
  第二次川江治灘,是在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地方政府發動官員 “出金捐粟”,百姓也“爭效其力”,最終砥平了二灘。 在三峽地區,那些限于當時技術無法清除的航行障礙,宋代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護航措施。 這一做法最早可追溯至唐朝。中唐詩人白居易有詩《入峽次巴東》寫道:“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 那時的護航做法是:長江岸上有人舉旗擊鼓,引導船只安全通行。宋代仍然有人這樣護航,詩人範成大有載:“帥司遣卒執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 ”他說的就是當時岸上人舉旗護航的情景。唐宋時期的這種護航手段,當然主要是爲了保護官方物資、人員的安全,民間商船也會從中受益的。就在這年,巴縣官員王敦夫等主持疏鑿了渝州(重慶)附近的大小糯米堆灘。據《巴縣志》:“巴渝上流有灘曰大小糯米堆,當中流,危險可畏。常平使者廣漢楊公,節持峽道……于是出金捐粟,戒屬邑吏,悉用疏鑿……向之爲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順流以達吳楚……敦夫董其事,目擊盛事,大書諸石。”
  這兩次疏鑿治灘,都是地方官員發動本州人民進行的。因財力有限,加之施工的艱難,因此工程簡單,炸灘並不很深,僅以能通船爲限。然其對保證兩宋川江通航卻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除此之外,宋代長江中上遊航道工程還有在漢水上遊襄陽用漢水爲中介溝通黃河流域的鑿渠工程,是曆史上試圖打通江漢與黃、渭水水上通道的繼續。這項工程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利用漢水以北的白河開鑿運河溝通黃河以南支流;二是與此項配合,重開江漢運河,溝通湘江水系。先後都進行過兩次開鑿工程。還有當時開通的第三大水上運道,就是荊襄運道,它擔負著川西、湖南及荊南各地物資的轉運,地位重要。
兩宋繁忙的運輸線
  兩宋時期的長江官辦航運,漕糧運輸是大頭,每年漕運長江流域的糧食有600多萬石,遠超過唐代。除漕糧運輸以外還組建了綱運船隊。北宋時,有鹽、茶、絲綢、銅、錢等綱運專業船隊,這在古代長江航運史上,是規模最大的官辦水上運輸。尤其以上遊四川嘉州至荊南的綱運爲最。北宋規定:“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車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鹹平以前,每年下運布帛高達百萬匹。鹹平中,歲定六十萬匹,分爲十綱。”大量的布帛及絲綢等物資,自今四川樂山市經岷江入長江運到江陵中轉。因此,川鄂長江成爲官綱水上運輸的重點航線之一。
  長江是巴蜀地區交通東西的物流幹道。由于巴蜀物産豐富,有較多京城和各地需要的重要物資。所以到宋代, 長江水道在物流傳輸中承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巴蜀地區的貨物因此源源不斷地走向了全國各地。貨物輸出的大宗産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朝廷所需的綱運物資,二是商業流通的物資。主要有:
  (1)食鹽。食鹽是宋代巴蜀地區所産的大宗日用産品。在夔州路,就有夔州、忠州、達州、萬州、黔州、開州、雲安軍、涪州、渝州、大甯監共十處産井鹽。夔州路的井鹽,都是通過長江運輸至中下遊。宋太祖時期,夔州路的井鹽史稱“悉趨荊南”,以致“西川民乏食”,可見外銷量之巨大。到了南宋,仍可見蜀鹽出川,範成大筆下有“大昌鹽船出巫峽”的詩句。南宋川東著名學者陽枋說大甯監 (今重慶巫溪)“商旅雲集,流移輻辏”,前來經商的人主要是經營食鹽,也是通過長江水道運輸中下遊銷售。
(2)藥材。兩宋時,蜀中所産的中藥材非常有名。蜀中藥材作爲朝廷專供之物,經長江轉道至京城,到仁宗天聖年間已“不可勝紀”:有益州路的郁金、大黃,夔州路的黃藥子。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內侍省的苑東門藥庫有來自四川、兩廣地區的鸩鳥、蛇頭、萌蔓滕、鈎吻草、毒汗等毒性很強的藥材。大黃、川芎等作爲商品外銷,也最爲醫家所貴。綿州彰明縣的附子,産量高達16萬多斤,主要銷往今天的陝西、福建、浙江,在南宋都城臨安有川廣生藥市。在湖南嶽陽,甚至出現專售蜀藥的藥鋪,衡州南嶽也有人經銷來自蜀地的藥材。所以,長江上遊方便的水上運輸,使川中的藥材行銷全國。
(3)木材。巴蜀地區森林密布,不乏優質木材,有些爲宋政府所征用。蜀地多楠木、杉木,是造船的好原料。因此,北宋太宗太平興國末年,朝廷遣宦官令涪州運輸造船木出川。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年),朝廷修建壽山、艮嶽,來自四川的“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運至都城開封。直至元英宗改建京城的太廟時 ,還征用過巴蜀地區的木材。有了長江水道,大大方便了川中木材的運輸。
(4)紡織品。四川的紡織業在宋代就很發達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說過:“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北宋天聖七年(1029年),三司曾上奏:“兩川四路物帛绫羅、錦绮、絹布、綢綿,每日綱運甚多,遞鋪常有積壓。 ”這些供奉朝廷的貨物,除一路走青泥嶺、大散關外,另一路則沿長江出三峽出川運到京城開封和全國各地。到了南宋,官營紡織業的中心除江浙外,就是四川。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鳳州通判郭遂“部潼川絹綱過鄂州 ”,顯然也走的是長江水路。
(5)蔗糖。唐宋時期四川地區是産蔗之地,唐時有資州、遂州、梓州、綿州、益州和蜀州。到宋代,産蔗之地有所變化,除遂州、資州、梓州外,新增漢州,而益、蜀、綿三州不再産糖。宋人洪邁《糖霜譜》載:“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治今福建福清)、四明、番禺、廣漢、遂甯有糖冰,而遂甯爲冠。”糖冰即蔗糖,宋代五個産地,巴蜀占其二,遂甯所産質量更勝一籌。到了北宋宣和初年,遂甯的蔗糖除常貢外,每年還要額外上供數千斤。 這些蔗糖的外運,經涪江、嘉陵江、長江出川,再轉運至其他地方。
  長江綱運也好漕運也罷,無論是上遊還是中下遊,線長點多,爲了加強管理,北宋朝廷特在鄂州設立了“湖北漕司”以統管川中和兩湖綱運和漕糧的彙集與中轉事務。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年),又在江州“置轉般倉”,轉運江、饒、信、洪、筠、袁、撫、吉、虔各州及興國、南康、臨江、南安、建昌各軍的漕糧。北宋初年,江湖各路用本路綱船運送租糧至真、揚、楚、泗州轉般倉卸納,然後載鹽返回,“舟還其郡”“卒還其家”。
航運帶動上遊沿線經濟發展
宋代航運業的大發展,帶動了長江沿岸城鎮商貿活動的興盛,地區性中心港口城市得以形成。在長江上遊沿岸中心城市的出現, 大多與其河流交彙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這些地方借由水運的優勢,將其商貿活動的空間延展得更爲廣闊, 既是交通的中心,又是商業流通的集中點。 
  重慶(巴郡)屬于川東的“大州”,“比屋聚紛蟻”,城市人口在巴蜀地區位居第二,“亞兩蜀善郡”;商流物流極爲繁忙,所謂“二江之商販,舟楫旁午”。宋代重慶不僅是四川東部的交通中心,也是商業貿易中心。工業方面,包括合州的造船、涪州的制鹽、重慶的釀酒均較發達,南宋朝廷設有酒務掌管重慶釀酒。紡織品有葛布、麻布、絹等。制瓷業甚爲發達,重慶瓷器最有特色的是全國著名的天目瓷,即上黑釉的瓷器。重慶的水陸交通相當發達,時人亦言“商賈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沿沂而上下者,又不知幾”。
  其他的城市也都因長江而發展。泸州,擁有長江與沱江交彙的便利,是川南地區的經濟中心,是長江水路的重要港口,在宋代已是“商賈輻辏,五方雜處”,尤其是井鹽業發達。烏江、長江交彙處的涪州,因有舟楫之會,“人煙繁峽內”, 南宋川東著名學者陽枋有詩稱涪州 “兩江波上千家月”,這些詩句說明了當時涪州城區人口還是較爲稠密的。 夔州,是當時四川東部的經濟中心,它扼守四川長江的咽喉,是川東的交通孔道。吳蜀百貨皆由此中轉,商業繁榮,是宋代四川對外貿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榮促進了造船、修船業的發展。由于夔州扼守夔門,仍被譽爲“一路都會”。 宋代長江中上遊中心城市的發展,爲農産品開辟了銷路,有利于巴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同時長江中上遊大量人和物的遠程流動,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重慶與成都是巴蜀的兩大都會,在漢代就是造船重地。此後,造船業愈益發達。到了宋代,巴蜀地區造船的訂單,有的來自政府。如宋乾道初期,爲了馬綱的運輸,朝廷令夔州路造船。那時,巴蜀地區的造船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根據功用不同及市場需求,打造不同型號的船只。主要有兩種:江船和入峽船,前者可載重2000石,後者載重1600石。造船地區主要分布在嘉州、泸州、敘州、眉州、黔州。陸遊在《入蜀記》中記載曾在三峽地區乘過一種叫艬船的體型較小的船,“底闊而輕”,便于過灘,這種船就屬入峽船。
  長江上遊運輸業的發展,催生了專事水上交通運輸業這一職業群體。三峽地區險灘多,行船風險大,本地居民熟悉水道水勢,他們從事水上運輸業有著獨特的優勢。宋人江鄰幾說:“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這也成爲三峽地區較爲貧窮百姓擺脫貧困的途徑,“爲人操舟”成爲他們的獨門技術,農業已不再作爲其生活的唯一來源。陸遊《入蜀記》載,當時他入蜀時乘坐過可運1600斛糧食的貨船,這些船只從事長途運輸業,甚至有來自上遊嘉州(今四川樂山),其中嘉州人王知義的船遠駛至長江下遊地區的鎮江地區;還有嘉州來的船主趙清,他雇用了同鄉王百一、程小八等人搞起了船運業。船運業的興起,還應運而生地出現了蜀人開設的修船業, 在長江中上遊沿岸的城市,不少人從事這一職業。此外,還有一些從事貨物裝卸的“灘子”和在險要處挽船拽航的專業人夫等職業。
  顯然,宋代長江中上遊的航運業發展,對于川中物資往內地運輸,促進國家繁榮發展,帶動川中的各項産業以及沿岸經濟的大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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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水與中國雜志 編輯:李楠